走出对商人的三大歧视，得益于这几位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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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今提倡人人都是企业家，商人也成了一个被赋予很多正面意义，乃至推动文明的角色。但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刻，商人绝非一个带有荣耀的名词。对商人的歧视与排挤，不同文化都曾有过相似的表达——“富人想进天堂，难度不啻于骆驼穿针眼”“无商不奸”“为富不仁”。
哈耶克曾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与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
人性是光明与黑暗的交汇，而仇商的源头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嫉妒、恐惧与忽视。古代对商人的仇视，就是这种人性在文化、制度与理论上的外化，几乎成为了一种世界共性。
文化是大众情绪的集合，大众有什么心理，社会上便会形成什么文化。文化往往是千奇百怪人性与特定环境融合之后的集中展出。
嫉妒并非羡慕：羡慕是为了自己得到，而嫉妒是盼望别人失去，或者说羡慕是忧自己所无，嫉妒是恨别人所有。
在血缘社会中，人与人的等级差异是天然的，人们心理上早已“躺平”，认同了这一社会体制。然而，市场与商人却像是对等级制度无声的反叛者——在市场中人与人是平等的，大众与商人只是买卖关系而无高下之别。
这就让商人成为了大众困窘生活的替罪羊，社会的任何不满情绪都可以拿商人当出气筒或者沙袋。因为在等级社会下，商人拥有大多数人没有的财富，却又并不具备匹配财富的特权——“天然合理”的身份特权，因此对人们抹黑羞辱又无力还击。
世界上有两种制度：一种现实制度，另一种是理想制度。但无论是现实的制度还是理想的制度，都充满了对商人的歧视。
在现实中，中西方历史上都有大量歧视商人的制度。中国社会阶层以“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国家明令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而西方历史上，以反犹为面具的反商幽灵，也始终在欧亚大陆游荡——
从古希腊塞琉古王朝对犹太人的迫害，到法西斯德国的种族屠杀政策，这些一直以反犹主义实施的政策和制度，大多伴随着对犹太商人的掠夺，很难说背后没有对商人仇视的因素。
在理想中，商人同样应该被排除在理想制度之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统治阶层做了一番描述：“手工业者负责生产，但不统治；军队负责保卫，也不统治；而知识、科学和哲学的力量得以繁荣发展并受到保护，并由它们实施统治。”至于商人，“商人之心因财富而变得浮躁。假若他们成了统治者，那么，毁灭即将到来。”
在今天商业社会里的人们恐怕很难理解，过去的统治者和古代规划理想秩序的哲学家，为什么会对商人这么深仇大恨。深究其原因，无外三点：
一是商人的存在是对等级体系的严重冲击。如前所述，等级社会特权来自血统，而商人所做之事却是等价交换。只看货值是否相等，不论买家高低贵贱。这种天然平等的观念自然会被特权阶层所忌恨。
二是商贾流通不利于社会控制。商业的天性是自由，商业活动势必会增加人员、财富及物资的流动，这种流动性意味着会产生更多的不稳定性。就像哈耶克所说过的：“金钱是最大的自由工具。”统治者通常更希望打造一个坟墓般的静态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将不安定因素全部清零。
三是商人的流动范围大于统治者的统治范围。商人会去天涯海角追求利润，不以国界为限，而统治者的控制范围却是到国界为止。这会使惯于“控制”的人体会到“失控”的痛苦。
·理论歧视：不存在的学科——被思想界无视的商人
理论是观察世界的视角。我们的世界包罗万象，纷乱复杂，没有谁可以一览她的全貌。一种理论抑或一个学科就是世界的一个观测站，更多的理论体系才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准确地描绘真实世界。
经济学研究以市场为主体，是让市场繁荣的学科。而财政学则以政府为主体，是让政府获得更多财富的方法论。二者目的迥异，手段有别。而在人类文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财政学，没有经济学。
没有神学，上帝便不会更加真切；没有哲学，逻辑就很难大行其道；没有法学，法律就不会成为准绳——没有经济学，商人就会被社会评价体系“遗忘”。
人类最关心的东西莫过于金钱。但是，过去财政学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帮政府获得财富，却没有任何理论把关注点放在财富产生的过程上。只谈分配不谈创造，更不会谈创造财富的商人，这凸显了理论界对商人的无视。
从黎塞留到王安石，从百分田制到火耗归公，理论关注的焦点都在于帮助政府横征暴敛，而市场以及市场的主体——商人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尽管长久以来社会对商人在文化制度理论上的三种歧视根深蒂固，但在今天，企业家却成为了一个荣耀的职业。商业改造了、甚至重塑了整个世界。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无论文化制度还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观念的衍生品；改变了观念，才能纠正歧视。今天的世界，商人所处地位、环境的改变，可以说首先得益于以下三位思想家。
▌加尔文：“对商人来说，荣耀自己就是荣耀上帝”
古代社会的宗教与世俗割裂，信仰掣肘了财富的创造。比如中世纪，掌握知识的人、统治臣民的人、从事生产的人互相掣肘，绝少联通。不但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也让商人成了社会夹缝中的人。
加尔文改变了这一切，他把人的终极目标从进入天国改变成了拥有天国。这一改变可谓中世纪宗教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开启了人类文明新进程。
在加尔文的教义中，入世赚钱不再是生存或者享受的工具，而变成了荣耀上帝的终极追求。因此，劳动分工即是上帝赋予你的天职，而人的工作态度便是其在世间的修行成果。
更重要的是，由于加尔文提倡禁欲和节约，反对纵欲和享受，信徒不但将工作当成自己的天职，提倡禁欲和节约，还重视如何妥善的处置财富。除了扩大生产，大量财富通过财富共享、薪酬福利、慈善公益，最大程度回归社会。由此，商业不再被宗教所阻碍，二者从此并向而行。
加尔文教后诞生了一批英国的清教徒，清教徒们又乘坐“五月花号”航行两个多月来到北美大陆，开创了一个新的兼容入世与出世的“山巅之城”。此后清教主义传统在西方商业文明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洛克菲勒便是清教徒商人的代表 ，一生克勤克俭且慈善行为无数。他认为“最好的慈善就是不断地寻找终极目的——找出原因，在其源头根治弊端。”在洛克菲勒、爱迪生、摩根等代代清教徒的影响下，以清教精神为核心、追求现世成功的“美国梦”，成为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乃至大众理想的范本。
▌亚当斯密：利己无需损人——商人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亚当·斯密不仅使商人在主流体系中的位置从无到有，也极大地改善了大众及统治者，甚至商人对自己的观感。
对大众来说，商人并不是不劳而获的瓜分者，而是创造者。亚当·斯密让人们看到利己与利他并不矛盾。因为，世界是创造出来的，而非瓜分出来的。
瓜分，是将世界看作一个存量社会里，分配是最大的伦理道德，在社会资源恒定的前提下，利己就只能损人。但事实上，我们却生活在一个增量社会。以增量的视角看待世界，创造就取代分配变成了第一要务，而企业家作为创造的主体在增量中分得更多的收益也是理所应当。
对统治者来说，商人也并非国家的威胁，而是支撑。亚当·斯密改变了统治者的思维范式，让他们看到，市场在于交换，而参与交换的每个人都是商人，国家财富的积累也基于商业税收。因此，即便从统治的角度来看，商人的存在对国家也是有益无害——毕竟国家的国力需要财力作为支撑。
对于商人自己来说，亚当·斯密的范式也让商人意识到，自己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商业是真正的多赢。亚当·斯密举例说：“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面包师为了自身利益生产面包，我们也因此得到食物，而国家在交易行为中获取了税收，在这个商业活动过程中其实没有任何一方受害。
▌贡斯当：商人不仅是在发展文明，更是在守护文明
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商场如战场”，讲出了二者相似的一面，但商业的本质，却在于二者相反的另一面。贡斯当对商人的贡献 ，正是他看到了商场与战场对立的那一面向——“文明”，就是人道化水平逐渐提高，而兽性因素逐渐消退的过程，商业被赋予了带领人类走出丛林社会的使命。
商业本与战争同源，二者都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求而发生。在丛林逻辑不变的前提下，把野蛮无道的战争转为文明有序的商贸，这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真义。
商业倾向越高，战争风险便越低，是贡斯当对商业与文明关系的洞见。后者出自原始冲动，而前者体现文明谋划。
美国政治学家鲁赛特统计了19世纪以来2300次军事冲突，得到3点：1、民主国家更少介入战争。2、贸易因素加入后，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3、贸易对和平的贡献比民主还大。历史清楚地印证了当年贡斯当的洞见。
除了商业更有利于和平，即便不得已发生战争，商业国家的承受能力也相对“战斗民族”更强。拿破仑曾经把英国蔑称为“小店主国家”，但是他带领的法兰西大军终于败给了商业化程度更高的英国。深陷传统帝国思维的拿破仑小看了“小店主”，他没有意识到，英国作为一个商业国家更具现代性，与自己所领导的帝国已经形成了文明的“代差”。
▌让思想照进现实，中国企业家需要感谢的两人
加尔文、亚当·斯密、贡斯当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人们对商人的偏见，改变的更是人们对商业的思维范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现代文明、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都得益于这种新的思维范式——为商人、企业家正名只是一小部分，造就现代文明世界才是这三位思想家名标青史的功绩。
但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两千年的秦制与几十年的苏联模式，混凝成了巨大的思想壁垒。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上述那些能改变观念的思想，更需要那些为思想提供机会、制造适宜环境的人物，以及在本土播撒下思想的布道者。
所以，对于中国这两类人同样值得感谢：一是以邓小平等政治家为首的制度改造者，二是以张维迎等学者为代表的市场理念的布道者。
邓小平作为制度改造的领导者，是真正给中国解除桎梏的人。改革绝非只要闷头实干就好，改革开放需要实践的检验，改革的成功与否就在于人们是否会普遍把新的游戏规则作为行为规范，在于改革是否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便需要改革者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可以不依赖个人，便让社会自然向好发展。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个人的权威和领导力非常重要，在那个时刻也只有邓小平有条件担当这个历史使命。
正是因为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的繁荣，企业家地位也水涨船高。三十年来一直背负“投机倒把”恶名的群体，终于有了能站直的一天。
中国企业家需要感谢的另一类人，是以张维迎等学者为代表的“布道者”。以张维迎为例，他的整个学术生命，其实都是在为企业家正名、为创造一个能诞生企业家的土壤而鼓与呼。
他的研究领域看似杂芜，但其实始终有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如何创造并捍卫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市场。
在市场观念方兴未艾之际，张维迎教授研究市场与经济的逻辑。在市场将将步入正轨之时，他研究隐藏在市场背后、维系市场运行的机体——市场背后的信任精神和信用机制。
当市场遭遇挑战，张维迎将研究的问题扩展到到底谁才是市场的主体，而他得出的答案就是——企业家而非政府，才是市场的主体，“经济增长的国王”。企业家精神更应成为社会发展的源动力，这种企业家精神不仅仅应该活跃于经济领域，同样应该应用于政治领域。
观念的改变才是企业家命运的根基，因为观念会变成言辞，言辞会变成行动，行动会变成习惯，习惯会变成性格，而最终性格决定命运。社会大众的观念决定了企业家群体的命运，而企业家个人的观念也在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也正是加尔文、亚当·斯密、贡斯当等思想家在世界范围内，邓小平和张维迎等制度与思想的塑造、传播者在中国这一特殊语境下，值得我们感谢与重新阅读的意义所在。
我们需要理解邓小平时代，是因改革开放并未完结，过去、现在、未来是连为一体的，历史并不会在某一天断裂。企业家这一身份是在邓小平时代开始的，预测今后则需要我们回望过去。
我们读张维迎，是为了通过他的视角理解商业、市场、社会的机制，树立保护自己财富的自觉。对企业家来说，张维迎的观点是捍卫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商业环境的思想武器。对于决策者来说，张维迎描画了他们领导我们前往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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